刘士林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历史悠久、幅员广阔，形成了相对完备且传承有序的行政区划体系，积淀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行政区划历史文化，成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深入挖掘我国行政区划的文化基因和历史经验，着力阐释其蕴含的政治理想、管理智慧、道德价值与人文精神，持续增强传承保护力度和活化利用水平，探索其融入公共服务、文旅产业、社会治理、城市更新以及区域重大战略的方式与路径，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特色文化资源和鲜活价值源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我国行政区划的文化基因

　　受中华文明起源早、成熟早的影响，古代行政区划从萌芽阶段就建立了与传统文化的紧密联系。以周朝确立的“礼乐制度”为典型代表，其既重视政治、法律等刚性手段（此为“礼”的范畴），又高度重视文化教育、道德启蒙、审美引领的作用（此乃“乐”的内涵），由此形成了孔子盛赞的“郁郁乎文哉”的人文行政景观。以“采诗制”为例，《汉书·艺文志》记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采诗之官”是周代负责采集民间歌谣的官员，“采诗”并非为了娱乐，而是借此了解各地的行政管理和民生状况。为何从民间歌谣中洞察行政得失？这便是《乐记》所言的“声音之道与政通”，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从民间歌谣中理解不同区域的民情民意和社会状况，是我国社会治理的宝贵经验，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

　　与主要依赖国家意志、法律体系的行政模式相比，周代的国家和地方治理可称为“诗性政治”，其意义不仅在于“以观民风”的“采诗制”，更在于通过道德教化和文化熏陶，将制度框架下的行政区域转变为人民理想的生活家园。例如，《诗经·周南·关雎》载：“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当代人将其解读为虽有波折但结局圆满的爱情诗，古人则认为这是一首代表“纲纪之首”“王教之端”（《汉书·匡衡传》）和“人道之大伦”（《史记》）的教化诗，司马迁甚至认为，《关雎》位列《诗经》之首，与《易经》以“乾坤”两卦开篇的道理一致。

　　这两种解释究竟谁对谁错？在文学史上一直争论不休。从行政区划与文化的角度，可对此进行剖析。《关雎》一诗收录于“周南”，“周南”是周公的封地，范围涵盖今洛阳在内的黄河以南直至江汉一带。周公是周代礼乐制度的制定者，周南则是周代民俗最为淳美、人民最为文明的地区，二者相结合，使《关雎》成为“文明婚姻”的典范。简言之，当时的婚俗分为“野蛮”和“文明”两类，前者也称为“奔”，只要两情相悦，便可自由结合。这种原始习俗在周代仍有留存，如《周礼·地官·媒氏》记载，每年中春之月“奔者不禁”。其在《诗经》中的体现，则是所谓的“郑卫之音”。在周公治理下的周南地区，野蛮时代的婚俗已经消失，淑女之所以起初拒绝君子，是因为后者未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流程。被拒绝后的君子幡然醒悟，以“琴瑟友之”和“钟鼓乐之”的方式，最终赢得了淑女的爱情。

　　由此可见，在我国行政区划和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体两面”的紧密关系。文化不仅是引领行政区划从地理、政治范畴上升至文明、文化范畴的主要动力，也是我们如今深入阐发、宣传弘扬、传承利用行政区划设置智慧的重要资源。

　　崇尚文治的政府与弘扬儒学的士人

　　按地域进行统治和行政管理，是古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从全球史的视角看，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制度和治理体系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学习和模仿的范例。从历史来看，汉代是行政区划与传统文化实现有机结合与深度融合的成熟阶段，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汉代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文治政府”，二是汉代士大夫是“以儒学治理国家”的成功践行者。

　　首先，在继承秦代郡县制的同时，汉代对其进行了人文重构，构建了世界上最早的文治政府，并对此后数千年的中国政治产生了持续影响。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从汉代起，我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又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自幼研习儒家经典的士大夫是“文治政府”的核心团队，他们一改秦朝“以吏为师”的做法，饱读经书，崇尚气节，疾恶如仇，既是儒家“仁学”思想的承载者，也是儒家“仁政”理想的践行者。这两方面相结合，不仅极大改变了汉代国家机器的属性，也在相关行政区域内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忠君”“爱民”等行政文化的最高理想。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推行仁政的最重要手段是“教化”。在《两汉三国学案》中，我们能看到一个细节，刘昆“迁弘农太守，先是崤、函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负子渡河”。因仁政教化，连境内最难以驯服的老虎都携子渡河而去。后世常用的“怀柔”策略，包括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都能从中看到“文治政府”的影响。

　　其次，以“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和“视民如伤”（《左传·哀公元年》）为初心，汉代士大夫是具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群体。与西方挥着鞭子、主掌生杀予夺大权的“牧羊人”不同，一方面，汉代士大夫是各种黑暗势力和集团的“抗争者”，梁启超曾评价：“东汉尚气节，崇廉耻，风俗称最美。”（《新民说》）以党锢之祸中的陈蕃、李膺、范滂等为代表，汉代儒生书写了无数“文死谏，武死战”的悲壮篇章，成为历代士大夫顶礼膜拜、学习效仿的重要榜样。另一方面，他们还是老百姓期盼的“父母官”。中国有个成语叫“召父杜母”，指西汉召信臣与东汉杜诗，两人先后任南阳太守，在任期间“视邑如家，爱民如子”，因此留下“前有召父，后有杜母”的美谈。汉代南阳还有一位太守刘宽，他最著名的故事是用蒲草编的鞭子责罚下属。据《后汉书·刘宽传》记载：“吏人有过，但用蒲鞭罚之，示辱而已，终不加苦。”这也是“文治政府”的典范，即治理的目的是使人产生“有耻之心”。

　　以上这些，不仅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行政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也为今天留下了一笔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我们更好地传承保护优秀行政文化、构建标本兼治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提升城市治理和基层治理的文化内涵，具有多方面的学习和借鉴意义。

　　行政区划历史文化传承保护的路径方向

　　行政区划历史沿革，浓缩了国家意志、行政管理需求与地理、经济、人口、社会、文化的复杂关系、演化规律和实践经验，它们主要积淀和保存在行政区划历史文化系统中。由于以往既未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对象进行研究和阐释，也未将其作为一种具有战略价值的文化资源加以规划和开发，因此其重要作用和价值远未充分发挥。加强行政区划历史文化的学理阐释与活化利用研究，有利于总结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经验规律，有利于挖掘其蕴含的人文精神、文化价值和治理智慧，有利于进一步推动行政区划深化改革和创新发展、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行政区划体系和行政文化传承保护利用体系，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应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对行政区划历史文化的概念内涵、分类标准、层级体系、功能作用等展开深入系统研究，明确行政区划历史文化的理论框架、历史源流、时代主题和重点内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新时代需求的基础理论，为相关政策制定、规划编制、建设实施提供指导。

　　加强先进经验研究。结合我国主要区域文化分布，可选取若干具有代表性的行政区域，开展专题调研，深入总结各地传承保护和活化利用的先进经验做法，形成一系列具有行政区划特色的创新发展案例，发布《中国行政区划历史文化传承创新年度报告》，彰显行政区划历史文化在国家治理、民族团结、文化认同、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方面的作用。

　　规划打造一批文明标识。应深入研究阐释行政区划建制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牢牢把握行政区划作为承载国家历史、民族记忆、文化积淀的中华文明标识的战略定位，聚焦中华民族重要象征和中华文明重要精神标识，遴选和打造一批文化地标，充分发挥其教育、文旅、休闲、公共服务功能，为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贡献力量。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