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大明湖。

　　辽宁省沈阳市清昭陵。

　　北京市永定门。本版供图/视觉中国

　　郭晓琳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长卷中，行政区划犹如纵横交织的脉络，将地理空间、政治制度、经济生活与文化传承紧密连接。这些看似简单的边界线，实则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更是政治治理与文化传承的完美融合。从《尚书·禹贡》九州的古老构想到今日的省县乡体系，中国的行政区划不仅构建了国家的治理框架，更塑造了独特的文化景观，成为解读中华文明的重要密码。

　　政区沿革：文明发展的空间叙事

　　中国行政区划的演变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根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中华文明经历一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源、六千年加速、五千年进入文明阶段、四千年前后建立王朝。约在距今四千年左右，夏王朝已然建立，标志着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从各地独具特色的区域文明——古国文明和邦国文明阶段，迈入中原地区以夏、商、周王朝为中心的王国文明阶段。

　　早在夏商时期，便出现了“方国”。这些以城邑为中心的政区雏形，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最初格局。西周推行的分封制，创造性地将血缘关系与地域管理相结合，通过“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方式，构建起层级分明的政治体系。

　　秦朝的统一带来了划时代的变革。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开创了中央集权制度下行政区划的新纪元。这一开创性的制度设计，为“书同文、车同轨”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也为“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汉代在秦制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设立十三刺史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监察区体系。

　　唐宋时期，唐太宗划分十道，宋太祖设置路制，这些创新既考虑地理因素，又兼顾经济联系，体现了古人对区域管理的深刻思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代确立的“山川形便”原则，让政区边界与自然地理相协调，这种尊重自然的人文理念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元明清三代，中国的行政区划制度更趋完善。元朝创立行省制度，打破传统的自然地理界限，采用“犬牙相入”的划界方式。这一方式既加强了中央集权，又促进了不同区域间的交流融合。明清的“三司分治”和督抚制度，则进一步丰富了地方治理的实践经验。

　　政区名称：中华文化的集体记忆

　　中国的行政区划名称，堪称一部鲜活的文明史诗。政区名称的命名本身就是区划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些镌刻在大地上的名字，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基因。古都之名如北京、南京、长安，延续着千年帝都的辉煌历史；方位地名如河南、山东、陕西，记录着先民对地理空间的朴素认知；而敦煌、蓬莱、琅琊等充满诗意的命名，则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有近1/3的县级政区名称沿用已超过千年。山东省的千年古县有74个，数量居全国第二位。河北邯郸、陕西咸阳、四川成都、浙江绍兴这些古老的地名，宛如文化的活化石，保存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也构成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最佳证明。

　　另外，有些政区名称虽发生变化，却同样是历史文化的体现。以沈阳为例，其曾用名盛京、奉天各有深意：后金时期命名“盛京”，取“兴盛之都”之意；清朝定名“奉天”，源自“奉天承运”，彰显皇权正统性；民国时期恢复沈阳古称，回归地理本位（因位于沈水之阳）。

　　山东省会济南的名称变迁亦具代表性：西汉设“济南郡”，因地处济水之南得名；隋唐改称“齐州”，凸显齐国文化影响；宋政和六年（1116年）升为“济南府”，名称沿用至今。青岛地区在明代隶属胶州、即墨，清末被称作“胶澳”，因其位于胶州湾；1898年始称“青岛”，1929年正式设市，名称延续至今。类似的政区名称变化，在华夏大地还有很多。

　　这种变迁并非简单更替，而是不同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记录着时代发展的脉搏。它不是文化的断裂，而是文化基因的适应性表达。政区名称的变化是历史写在大地上的注脚，每个更名节点都对应着重要的社会转型。科学的政区文化保护，既要守护稳定的核心符号，也要尊重合理的历史变迁，在变与不变的辩证中，完整呈现文明发展的脉络。

　　民族地区的政区命名同样蕴含深意。西藏的“拉萨”意为“圣地”，新疆的“喀什”是“玉石集中之地”。这些名称既保留了民族语言特色，又与其他地区的地名系统和谐共存，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治理智慧：多元一体的制度创新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在行政区划设置上展现出高超的智慧。清朝的治理实践尤为值得一提：在东北、新疆设将军辖区、晚清建行省，在西藏派驻藏大臣，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这种“因俗而治”的灵活政策，既维护了国家统一，又尊重了地方特色，为多民族国家的治理提供了典范。

　　新中国成立后，行政区划制度迎来新的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通过设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保障了各民族的合法权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行政区划调整始终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经济特区的设立、计划单列市的出现、副省级城市的规划，都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制度创新。这些调整既保持了历史延续性，又体现了时代创新性，展现出中国治理体系的强大生命力。

　　当代价值：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中国的行政区划继续发挥着独特作用。近年来实施的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发展战略，既是对传统政区界限的超越，又是对区域文化共性的尊重。这种新型区域协调机制，开创了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历史文化保护工作与行政区划紧密结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评定、传统村落的保护，都通过政区手段守护着文化的根脉。北京中轴线申遗、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等项目，更是将分散的文物点串联成有机整体，展现了行政区划在文化传承中的整合功能。

　　近些年的行政区划调整，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着眼于优化城镇体系结构。通过撤县设区、合并乡镇等措施，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这些调整既考虑经济发展需要，又注重历史文化传承，体现了新时代的治理智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的行政区划将继续见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镌刻在大地上的文化符号和历史坐标，既守护着传统的根脉，又孕育着创新的活力。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国的行政区划实践，正是这种“和而不同”智慧的生动体现。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中国的行政区划必将在守正创新中书写新的篇章。这些穿越时空的文明密码，将继续指引着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征程，让中华文明为世界贡献更多智慧。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